據報載,今年前兩月,北京、上海、江蘇、浙江、山東和廣東的工業(yè)增加率全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,其中京、滬、浙、粵的工業(yè)增加率全都低于5%,深圳工業(yè)甚至出現(xiàn)了建特區(qū)以來的首次負增加。輿論紛紛以“最為嚴厲的下行態(tài)勢”、“頻亮警報”等等來形容工業(yè)生產、外貿出口、財政收入的減速和下滑。

　　顯然,在全球經濟復蘇“道阻且長”的大背景下,中國也難獨善其身。當前,歐債危急尚未化解,美國經濟欲振乏力,聯(lián)合國《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與瞻望》認為,全球經濟正在“二次衰退”的懸崖上“蹣跚前行”。

　　經濟減速,有人歸咎于貨幣政策“轉向”太慢,建議盡快調低存款預備金率和利率。近年央舉動克制通脹而采取“超高存款預備金率+長期現(xiàn)實負利率”的政策組合一向飽受爭議,適時適度做出預調、微調勢在必行。然而,經濟減速有其深刻的歷史、結構和體系體例根源,不是貨幣政策就能扭轉乾坤。

　　從歷史來看,當前的減速不應簡單地視為周期性波動,而應判斷為結構性的改變。在經歷長期的高速增加后,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在現(xiàn)有的經濟結構下,重大的基數意味著每一個百分點的增加幅度,都必須耗費更多的資本、地皮、勞動力等資源,甚至要支出更大的環(huán)境代價;往日不平衡、不和諧、不可持續(xù)的經濟結構已難以為繼,經濟減速勢所難免。增速的適度回落,正吻合“以速度換取質量”的宏觀調控預期方向。

　　從結構來看,當前的經濟減速是過度依靠外需維持高速增加的拐點?！敖鹑诤[”過后,歐美經濟陷入衰退,消耗持續(xù)低迷,“東方儲蓄生產+西方借貸消耗”模式的全球化進程戛然而止,全球經濟步入痛楚而漫長的再平衡。正如原中國銀監(jiān)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所言:“大規(guī)模制造和大規(guī)模出口的模式已經不能再去依靠了,必須畫上句號?！?/P>

　　從體系體例來看,這次經濟減速還標志著現(xiàn)有體系體例所能容納的增加已蒞臨界點。前幾年,為應對外需萎縮,中間政府實施一系列宏觀政策刺激內需,包括投放巨量信貸、政府投資基建、鼓勵家電下鄉(xiāng)等等。在“有形之手”的強力干預下,終于成功“保八”;但這種干預也產生了后遺癥,包括流動性泛濫造成通貨膨脹、地方融資平臺蘊蓄金融風險等等。更緊張的是,一輪“大干快上”之后,供應快速擴張,而外需依然萎靡、內需增加緩慢;當刺激政策漸次退出,供應與需求之間的偉大落差必然造成經濟減速。

　　基于上述分析,當務之急并非如何設法“刺激”經濟回升,唯有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、經濟體系體例的深化改革,才能抵抗“硬著陸”的風險。比如,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切入點束縛行政干預,保障企業(yè)經營自立權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;通過大規(guī)模減稅和財稅制度改革,切實減輕企業(yè)負擔,進步居民消耗能力,并削減地方政府對“地皮財政”的依靠;通過利率市場化等金融體系體例改革,讓資金能真正配置到實體經濟,尤其是服從更高、創(chuàng)新能力更強的民營經濟……

　　縱觀歷史,每次經濟減速都是調整經濟結構、深化體系體例改革的契機,而且大減速每每能觸發(fā)大調整、大改革。這一次,但愿不是例外。(羊城晚報)